题，指节微微发白。
马文冲摘下眼镜，用衣角仔细擦拭着，语气低沉：
“是啊。孙先生讲‘文明’与‘野蛮’，讲日本是‘弱质文化’的‘扭曲反扑’，听着解气，也更觉悲凉。
我们并非没有文明，甚至曾是他们文明的老师。
可如今，老师竟要被学生以如此野蛮的方式‘教训’、‘开化’，这难道就是‘世事如棋局局新’，‘长江后浪推前浪’？”
他引用了《增广贤文》里的句子，却带着浓浓的讽刺和无奈。
林怀安没有立刻加入讨论。
他面前摊开的，是孙主任那堂课的笔记，以及一本从历史类书架上找来的、讲述甲午战争始末的旧书。
他的目光，却似乎穿透了纸页，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
图书馆窗外，是中法中学不算宽阔的操场，更远处，是北平城低矮的、在暮霭中连绵起伏的屋脊。
那些寻常的街巷里，此刻正上演着怎样的悲欢离合？
是母亲呼唤孩子归家的炊烟，是小贩收摊时的零星叫卖，是茶馆里昏黄灯光下的说书声，还是深宅大院中，对时局变幻的忧心议论？
他想起了西山温泉村的那个暑假，想起了校董李石曾先生那番推心置腹的讲话。那些关于工业、关于农村、关于“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的话语，此刻在“中日必有一战”的沉重预言背景下，显得愈发清晰，也愈发……脆弱。
“李先生说，要办工业，学技术，造自己的机器、枪炮、火车。
他说，这要很久，也许几十年，上百年，但再久也得做，因为不做，就永远没有希望。”
林怀安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将另外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他说，我们这些学生，好好读书，学知识技术，将来去办工厂，搞科研，当老师，做记者……每个人在自己位置上，做能做的事。
工厂多了，农村才有出路；报纸敢说话，问题才有人管；学校多了，孩子才有希望。”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划过笔记本上“建设成就”那几个字：“可孙先生今天讲的这些成就，铁路、工厂、学校、法律……不正是李先生说的，那一点点正在‘生长’的希望吗？
但孙先生也说，这些成就很脆弱，一旦战火燃起，可能毁于一旦。
那我们现在的努力，读书，求知，想着将来去建设……在必然到来的战争面前，还有意义吗？
是不是就像李先生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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