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察处的问询持续了四个小时。
陆辰从会议室出来时,窗外的天色已经大亮。雨停了,但云层依然低垂,灰白色的天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在地面上拉出长长的、模糊的影子。
他站在走廊里,揉了揉发僵的后颈。郑副处长的问题像手术刀一样精准,每一个都指向行动中的决策节点,每一个都试图找出“疏忽”或“误判”的证据。陆辰回答得滴水不漏——他必须滴水不漏。所有指令都有通讯录音佐证,所有部署都有书面记录,就连让老刘单独追击的决定,也在战前简报会上经过集体讨论。
但郑副处长最后那句话,依然悬在他头顶:
“陆辰同志,程序的正确性,不能完全等同于决策的正确性。作为一名指挥员,你需要对每一个侦查员的生命安全负最终责任。”
最终责任。
这四个字,像四颗钉子,把他钉在了“失职”的耻辱柱上。即便最终调查结论认定是意外,这个污点也会跟随他的档案,直到他脱下这身警服。
回到办公室时,大办公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陆辰推门进去的瞬间,原本嘈杂的交谈声忽然低了下去。几道目光投过来,又迅速移开。有人低头假装整理文件,有人起身去倒水,有人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
空气里有种微妙的凝滞。
陆辰径直走向自己的工位。桌上放着一杯豆浆和两个包子,塑料袋上凝着水珠,还是温的。旁边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是陈支队刚劲的字迹:“吃完休息,下午两点案情分析会。”
他坐下,打开塑料袋。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食堂早上供应的那种,皮有点厚,馅有点咸。他一口气吃完,又把豆浆喝完,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太累了。
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倦怠。信任崩塌的声音,原来不是轰然巨响,而是像细沙从指缝间流走——无声无息,但你清楚感觉到,有些东西再也抓不回来了。
上午十点,陆辰去了一趟医院。
老刘还在重症监护室,隔着玻璃能看到他身上插满了管子,呼吸机有规律地起伏。他妻子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眼睛肿得像核桃,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巾。
“嫂子。”陆辰在她身边坐下。
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没有说话,但身体微微侧开了一寸。很细微的动作,但陆辰感觉到了。
“老刘……会醒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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