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当可怜可怜孩子,行不行?帮我们想想办法,哪怕只是暂时安顿下来,让强强先有个学上……”
电话那头传来强强带着哭腔的嘟囔:“妈,我饿……我想回家……” 然后是王美凤带着哭音的呵斥:“回家?回哪个家?咱们的家都要没了!都怪你爸没本事!”
张建国恼火的声音插·进来:“又怪我?要不是你天天吵吵要来南城,我们能落得这步田地?”
电话那头又隐隐传来争执和孩子的哭声,乱成一团。
张艳红静静地听着,心底那点因为侄子教育问题而泛起的细微波澜,很快被更深的疲惫和悲哀淹没。看,这就是她的家人。用孩子的未来做筹码,用亲情做武器,理直气壮地要求她解决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南城的入学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涉及政策、资源、经济实力的复杂系统性难题,岂是她一个打工者,或者韩丽梅一个企业家(即便有能力)应该、且必须去解决的吗?他们把这一切想得如此简单,仿佛她或者韩丽梅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定一切。
而“暂时安顿”,多么轻巧的词。一旦让他们“暂时”留下,解决了住宿,下一步就是解决工作,解决了工作,又会要求解决更好的工作、更便宜的住房、孩子的补习班、父母的养老……需求会像滚雪球一样,永无止境。她太了解他们了。
“嫂子,” 张艳红终于开口,声音因为长久的沉默而有些沙哑,但异常平静,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强强上学是大事,我理解。但这件事,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南城有南城的政策,不是找找关系就能解决的。至于我,或者韩总,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去破坏规则,为强强解决入学问题。这不符合规定,我也绝不会去做。”
她顿了一下,不给王美凤插话的机会,继续用那种平静到冷酷的语气说:“至于你们现在的处境,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个便宜点的旅馆,暂时住下。但最多三天。三天之内,你们自己决定,是买票回省城,我给你们出路费,回去后我们再商量怎么帮你们渡过眼前的难关;还是留在南城自己找工作、找房子。但无论哪种选择,我都必须明确告诉你们:第一,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安排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工作;第二,我不会,也没有能力解决强强的入学问题;第三,我的经济能力有限,除了父亲的治疗费和必要的生活费,我无法长期、无底线地资助你们一家三口在南城的生活。这是我的底线。”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显然,张艳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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