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和监控意味的“生活保障金”。
只是为了，母亲能活下去。有尊严地，不那么痛苦地，甚至……有希望地，活下去。
他想起父亲刚去世时，母亲抱着他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红肿着眼睛对他说：“小梓，妈就是捡破烂，也要供你读完大学。” 后来母亲病了，他辍学了，母亲拉着他的手，眼泪直流，反复说：“是妈拖累你了，是妈不好……” 他当时用力摇头，说：“妈，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别说傻话。”
“养你老”。他说得轻易，做起来却如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母亲的病是个无底洞，他拼尽全力扔进去的，不过是杯水车薪。每一次看到母亲因为治疗费用而焦虑，因为拖累他而自责，他都感到心如刀绞。他曾无数次在深夜里，对着出租屋潮湿的天花板发誓，只要能让母亲好起来，他什么都愿意做。
如今，“什么都愿意做”的机会，以一种最不堪、最屈辱、最彻底出卖灵魂的方式，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能拒绝吗？
如果他拒绝了，明天，或者后天，母亲的透析费就会告罄。医院或许还会通融一两次，但之后呢？停药？停止透析？他看着母亲在痛苦中挣扎，直至生命一点点流逝？
如果他拒绝了，母亲下一次并发症发作，他还能拿出几千、几万块来救命吗？他难道要再一次跪在工友面前，乞求那点杯水车薪的援助？
如果他拒绝了，肾移植就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母亲将终生被困在透析机上，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在越来越频繁的并发症和越来越差的生存质量中，走向那个可以预见的、并不遥远的终点。
而他，在“拒绝”之后，很可能立刻会失去自由。报警，立案，审讯，判决……他将带着“强奸犯”的烙印，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母亲怎么办？谁会照顾她？谁会为她支付医疗费？她会带着“儿子是罪犯”的耻辱和对儿子的无尽担忧，在病痛和心碎中孤独地死去。
不。绝不可以。
相比于让母亲承受那样的结局，他自己的自由、尊严、未来……又算得了什么？
笔尖，颤抖得愈发厉害，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因为一种近乎自毁的决绝。他感到眼眶发热，有什么滚烫的东西想要涌出来，却被他死死地憋了回去。他不能哭。至少，不能在这个代表韩晓的男人面前哭。这最后一点可怜的、毫无意义的自尊，是他唯一还能抓住的东西了。
他慢慢地，慢慢地，将目光从那份摊开的、等待他签字的协议上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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