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炽,其自立之志将愈坚。待其羽翼丰满,再行处置,则难矣。”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故,对倭国,不可仅以寻常藩国待之。其既有不臣之兆,便当示之以威,探其虚实,早作决断。李相、薛相所言遣使诘问,可也。然所遣之使,当为强使,持节杖,携诏书,直入其国都,面见其王,责其不庭,问其停使之故,令其明确表态:是永绝遣使,自外王化?是暂缓行事,有何隐情?是内部有变,需我天朝册封正名?必须有个明确说法!同时,命登州、莱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水师,加强巡弋,整备舟师,做出随时可跨海东进之姿态。水师可护送达使前往,以壮声威。”
“若其王推诿搪塞,或态度倨傲,又当如何?” 李敬玄追问。
李瑾手指在案几上轻轻一叩,声音不大,却带着金石之音:“那便需请旨陛下、天后,集廷议,商征伐之备。高句丽可平,隔海之倭,何足道哉?然此乃后话。当务之急,是遣使以观其志,整军以慑其心。若其果有异志,则我朝需早定方略,不可养痈为患。”
几位宰相闻言,神色皆是一凛。他们听出了李瑾话中隐含的深意:对倭国,已从“羁縻抚慰”的范畴,提升到了“警惕、威慑、必要时准备征讨”的战略层面。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向信号。
“太子太师所虑深远。” 薛元超缓缓道,“只是,跨海用兵,非同小可。水师、粮秣、天时、地利,皆需详加筹划。且出师需有名。倭国目前只是‘暂停遣使’,并未公然反叛,若兴兵讨伐,恐遭物议,谓我天朝恃强凌弱,有损陛下、天后仁德之名。”
“出师之名?” 李瑾眼中寒光一闪,“白江口旧恨,可曾遗忘?倭国昔年联兵百济,侵我藩属,其罪一也。自我平高句丽,其不增贺使,反停遣唐,轻慢上国,其罪二也。暗整水师,修葺边备,其心叵测,其罪三也。若其使至,言辞不恭,或阳奉阴违,则其不臣之罪,昭然若揭!届时,再提白江口旧事,言其累世之恶,今又故态复萌,我天朝为保海疆安宁,为护藩属正道,不得已而用兵,名正言顺!”
他语气斩钉截铁:“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谋。倭国事小,然其所系者大。此乃是否能让四夷真正畏服,能否确保辽东、安东长治久安,乃至我大唐海疆未来数十年太平之关键!岂可因循苟且,坐视隐患滋长?”
一番话,说得几位宰相默然。他们固然有各种顾虑,但李瑾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指出了问题的严峻性和提前处置的必要性。尤其是将倭国动向与安东稳定、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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