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院的百顷新址,在麟德九年盛夏时分,已不再是尘土飞扬的工地。高墙环绕,馆舍俨然,虽然许多地方仍显粗粝,但那严谨的布局、区别于传统官署的宽敞工坊与试验场、以及进进出出衣着各异却大多步履匆匆、神情专注的人们,无不彰显着此地的与众不同。大门匾额上“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八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也像一面旗帜,吸引着、也刺痛着洛阳城中无数双眼睛。
人才如溪流汇川,从四面八方涌来,经过严格的“实技”考核,数百名身怀绝艺的工匠、通晓杂学的文士、甚至异域来的奇人,被纳入这座崭新的殿堂。然而,如何安置、管理、引导这数百名背景各异、知识结构千差万别的人才,使他们杂乱无章的“技艺”和“经验”,转化为可以传承、可以发展、可以为国所用的系统“学问”,而非沦为另一个“将作监”或“皇家珍玩作坊”,成了摆在李瑾和格物院几位核心官员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旧有官僚体系的那套模糊的职事划分,显然不适用。将作监只管营造,少府监主理皇室器物,军器监专司兵器,各守一摊,壁垒分明,且重“工”而轻“理”,重“传承”而轻“探索”。格物院要做的,是打破这些壁垒,融会贯通,并从具体技艺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再以规律指导新的创造。
“必须分科。” 在格物院核心的议事厅内,李瑾面对几位主要副手——包括原将作监大匠、现为格物院副使的公孙垣,精通算学、天文的前司天台灵台郎赵玄默,以及那位来自河北、因改良弩机被特招入院的军器匠师出身的马淳——斩钉截铁地定下了基调。“杂而不专,则事倍功半。需依学问之本性、技艺之关联、国用之急需,划分门类,设立学馆,使学者各有专攻,又能相互印证。”
他取出一卷早已准备好的文稿,上面是他结合后世知识框架与当下实际需求,反复思忖后拟定的初步方案。
“我意,于格物院下,先设八大学馆。” 李瑾展开文稿,朗声道,“每馆设‘馆主’一人,总理馆务;‘博士’若干,专司研究与高阶教学;‘直院’、‘助教’若干,辅佐研究并教授生员。各馆之下,可视情况再设若干‘所’或‘组’,专攻一题。”
众人屏息凝神,目光聚焦在那份名单上。
“其一,算学馆。” 李瑾指向第一个,也是他认为最基础的科目,“算学乃百学之基,量天测地,计粮核赋,制器绘图,无算不成。此馆不仅研习、整理、发展《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孙子算经》等旧学,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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