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其包罗万象、开启新知之意。”
“《开元宝典》？好！此名气象恢宏！” 武媚娘拊掌称善，“便以此名！此事，便由太子太师李瑾总领，会同秘书监、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并格物院诸馆，广征天下名儒宿学、奇才异能之士，齐聚洛阳，设‘修典馆’，即日开馆修书！所需钱粮用度，一应由内库、户部支应！”
诏令一下，天下震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组织编纂大型类书、总集，本是文治昌明的象征，如《皇览》、《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但如武后所谕这般，明确要求将“百工杂学”、“海外新技”与经史并列，甚至单独成类，系统编入国家级大典，实属破天荒第一遭。这无疑是对传统“重道轻器”、“重义理轻技艺”观念的一次公开挑战和部分修正。
消息传出，清流士林反应复杂。一部分正统儒臣激烈反对，认为将工匠之术、方士之流、海外奇谈与圣贤经典并列，是“淆乱学统，褒渎斯文”，有损朝廷体面。但更多务实或嗅觉敏锐的官员，尤其是与格物院已有接触或对其实用成果（如改良农具、新式海图、火药配方、医疗防疫等）有所了解的朝臣，则看到了此事的深远意义——这是将那些“有用之学”正式纳入国家知识体系，赋予其合法性与权威性。不少在野的饱学宿儒、隐逸名士，也被“修撰旷世大典”的名头所吸引，或为扬名，或为求道，纷纷应召前来。
洛阳城东南，原属将作监的一处庞大官署被紧急修缮、扩建，挂上了“修典馆”的金字匾额。馆内殿宇连绵，廊庑深邃，设总纂厅、分纂处、誊录房、藏书库、绘图坊、样本作坊等，规模空前。李瑾被任命为“监修总裁”，总揽全局。秘书监、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的负责人以及数位德高望重的硕儒任“副总裁”，分管经史、诸子等传统典籍部分的编纂。而格物院八大学馆的馆主，则被任命为“分纂总纂”，各自负责本学科领域的编撰工作。此外，还从全国各地征召、荐举了超过两千名在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百工、农桑、乃至海外方物等方面有所长的学者、匠人、方士、海商，汇聚洛阳。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知识大整理、大编纂，拉开了帷幕。
然而，编纂伊始，便遇到了根本性的难题——体例。传统类书，如《艺文类聚》，多以“天、地、人、事、物”为纲，下列子目，摘录前人著作中的相关文字，以辞藻、典故为主，注重“文”而非“理”，重“述”而不重“作”，更不涉及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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