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之间，也多了几分隔阂与猜忌。往日熟悉的笑容，如今看起来都可能别有深意。谁家夜里来了生客，谁家突然有官差模样的人出入，都会引来无数窥探和窃窃私语。因为告密，已经被女帝和酷吏们，制度性地鼓励了。
推事院（武则天特设，由来俊臣、周兴等人主持，专司审理“逆党”案）的大门，日夜敞开。不仅接受官方的检举，更鼓励民间“诣阙告密”。规定：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其诣阙。即便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所言若合旨，则不次授官；不合，亦不追究。于是，“告密之风”大盛。
有奴仆告发主人“诽谤朝廷”，有佃户告发东家“隐匿田亩、抗拒新政”，有商人告发竞争对手“勾结逆党”，甚至有无赖子弟，仅仅因为与人有私怨，便捏造罪名，前往推事院投匦告密。一时间，父子相疑，兄弟相戒，朋友相诬，夫妻相忌。人性的卑劣与生存的恐惧交织，将神都乃至许多州府，变成了巨大的猜疑场。
地方州县，同样被这股白色恐怖的浪潮席卷。
女帝的清洗令和鼓励告密的政策，被各级官员，尤其是那些急于表功或自保的酷吏型官员，加倍地执行，甚至变本加厉。索元礼在河南道，罗织罪名，广牵连，往往一案可牵连数百家，地方豪强、富商、乃至只是对清丈田亩稍有微词的小地主，动辄被扣上“逆党余孽”、“沮坏新政”的帽子，家产抄没，男丁或斩或流，女眷没入官籍。地方官吏为求自保或讨好上司，也纷纷效仿，捕风捉影，深文周纳，以求多抓“逆党”，多立“新功”。
河北道某州，刺史因与已被处决的某“逆党”官员有同年之谊，在对方母亲去世时曾派人吊唁，便被巡按御史以“交通逆党、心怀怨望”之名弹劾下狱，严刑拷打之下，攀扯出州中佐贰官、士绅数十人，一时间州城大狱人满为患，人人自危。
江南西道，一名县尉因催缴赋税不力，被上官斥责，情急之下，竟诬告本县一名颇有名望、但曾对新政中某些条款提出温和异议的乡绅“私藏甲胄、图谋不轨”。酷吏闻讯而至，不由分说，将那乡绅全家下狱，严刑逼供，最终酿成冤案，乡绅庾死狱中，家产充公，当地士林为之胆寒，再无人敢公开议论时政。
恐惧如同瘟疫，从洛阳这个心脏，顺着帝国的血管——官道、驿站、公文、流言——迅速蔓延到四肢百骸。地方官员的奏报，开始充斥着对“逆党余孽”的严厉清查和对新政的狂热拥护，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深深的不安和急于撇清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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