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旨在整合多文明、多学科的历史认知模式与伦理考量。我们欢迎并正在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多国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完善其模型,确保其多元视角和公正性。技术可以成为桥梁,而非新的壁垒。”
“桥梁?”法国代表,一位资深外交官兼文化遗产顾问,接过话头,语气带着法式特有的讽刺,“苏博士,当这座‘桥’的设计图纸和建筑材料主要来自一方时,它通向的方向,恐怕也早已被预设。您倡议的‘全球开放平台’,听起来很美,但实质是否意味着,所有文物——无论它们现在收藏于巴黎、伦敦还是罗马——都需要按照中方制定的技术标准和算法逻辑,重新进行‘身份认证’?这是否是一种新型的、披着技术外衣的文化话语权争夺?甚至,是对各国博物馆现有合法收藏体系与学术自主性的系统性挑战?”
问题更加尖锐,直接指向了权力与规则制定权。
苏瑾深吸一口气,她知道此刻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反复解读、放大。“平台的建设与标准的确立,理应通过广泛的国际协商与专业共议。中方愿意贡献我们的技术思路和初步成果,作为讨论的起点,而非终点。目的不是争夺话语权,而是弥补当前国际文物领域来源追溯、责任认定和争议解决机制长期存在的模糊与乏力。当一件文物的‘基因’清晰显示其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暴力掠夺时,我们是否有勇气,共同依据更坚实的证据,而非过往的政治平衡或法律时效,来讨论它的归属与未来?这才是技术可以赋能给伦理的地方。”
“勇气?”美国代表,一位擅长国际法与文化政策的教授,摇了摇头,语气带着某种“现实主义者”的无奈,“苏博士,您谈伦理,我们谈现实。现实是,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全球文物分布现状,是复杂历史的产物,其中涉及战争、贸易、赠与、购买等多种形式。用今天的技术和伦理标准,去简单粗暴地审判历史,是否公允?更现实的是,大规模文物归还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对博物馆运营、学术研究、公众教育乃至国际关系的冲击,您和您的算法,是否已经充分模拟并准备了应对方案?还是说,这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诉求?”
“文化民族主义”的标签被抛出,会场气氛顿时更加微妙。一些来自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墨西哥的代表,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他们本国也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对中方的倡议有天然共鸣,但也警惕被卷入大国间的博弈,或担心新的规则体系是否真的能惠及自身。
苏瑾感到压力如山,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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