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夜,台北中山堂后台的化妆间。
弥漫着发胶、汗水和一种微妙的紧张感。
谭咏麟对着镜子,第十次整理他那件改良中山装的领口。
嘴里嘟囔:“罗大佑?那个写《之乎者也》骂街的?等会儿他会不会上台砸我吉他啊?”
镜子里,映出张国荣沉静的脸。
他正在给左手腕,缠上一圈透气胶布。
不是受伤,是槟城带回的习惯,那颗橄榄核此刻正躺在他衬衫口袋里。
贴着心脏。“阿伦,你去年在红磡被女歌迷扯掉衬衫扣子时,也没见你这么慌。”
“那能一样吗?那是爱!这是,”
谭咏麟卡壳了,“这是什么?学术交流?文化碰撞?还是鸿门宴啊?”
门被推开,赵鑫走进来,手里抱着他那把原木色的吉他。
他今天穿着简单的黑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
左手腕的旧伤胶布,和张国荣如出一辙。
“是考试。”
他把吉他靠墙放好,“台湾乐坛给香港乐坛出的考题。题目是:除了情爱缠绵和西洋模仿,你们还有什么?”
化妆间安静下来。
窗外,隐约传来前场观众入场的嘈杂声。
中山堂一千八百个座位,今晚全满。
海报上并排印着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邓丽君的名字。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特邀交流嘉宾:罗大佑。”
“罗大佑到了吗?”
许鞍华探头问。
她作为《橄榄树》导演随行,今晚要在交流会上播放三分钟片花。
“在后台抽烟。”
赵鑫笑了笑,“我刚才看见他了,白衬衫牛仔裤,头发乱得像三天没睡,但眼睛亮得吓人。他问我:‘赵鑫,你的《琴话》我在美国同学那里听过,那个《红隧回声》,吉他和城市噪音打架,最后谁赢了?’”
“你怎么答的?”
张国荣轻声问。
“我说,没打架,是在对话。就像今晚,不是香港对台湾,是所有的声音在找一个共鸣箱。”
七点三十分,灯光暗下。
主持人陶晓清,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走上舞台。
她四十多岁,衣着朴素。
但一开口,整个场子就静了。
“各位朋友,今晚我们不说‘交流’,说‘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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