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记者点点头,继续问:“是什么让你最终决定反抗的?”
林晚秋想起了小雨那幅画——画中脸上有黑色伤痕的妈妈。想起了母亲那双含泪的眼睛。想起了无数个深夜,她躲在卫生间里,看着镜子中那个越来越陌生的自己。
“因为我女儿。”她说,声音有些哽咽,“有一天,她画了一幅画,画里的妈妈脸上有伤。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反抗,我的女儿将来可能会走上和我一样的路。暴力是会遗传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暴力,还有心理上的——那种认为忍耐是美德,认为女人就该忍受一切的观念,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她顿了顿,继续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活在恐惧中,不想让她认为,女人挨打是正常的。我想让她知道,无论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她都有权利说不,有权利反抗。”
“决定反抗后,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太多了。”林晚秋说,“经济上的困难——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账户被冻结。法律上的困难——取证难,诉讼周期长,对方有律师有资源。心理上的困难——恐惧,自我怀疑,外界的压力。还有来自对方的威胁和骚扰。”
她想起陈建国在咖啡馆的威胁,想起周姐被收买作伪证,想起那些深夜打来的无声电话。
“但最难的是,”林晚秋的声音低了下来,“来自亲人的不理解。我妈一开始劝我忍,后来才慢慢支持我。还有一些亲戚朋友,说我‘太冲动’‘不考虑孩子’‘让家族蒙羞’。好像反抗的人错了,施暴的人反而成了受害者。”
张记者沉默了。摄像机红灯静静亮着,记录下林晚秋脸上的每一个细微表情——痛苦,坚定,疲惫,希望。
“现在诉讼进行到哪一步了?”张记者问。
“刚做完亲子鉴定,在等结果。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经生效,对方被要求搬出共同住所。医疗费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法院裁定他先支付我母亲的手术费。”林晚秋说,“但抚养权还在争夺中。对方主张我情绪不稳定,不适合抚养孩子。”
“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污名化。”林晚秋的声音变得有力,“施暴者往往会倒打一耙,说受害者精神有问题,说她们歇斯底里,说她们不适合做母亲。实际上,长期生活在暴力环境中的人,出现焦虑、抑郁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原因,是结果。而我,在离开暴力环境后,正在慢慢康复。我有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有社工的支持,有律师的法律援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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