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
年轻人转身离开,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李特重新走到观察窗前。东方的天际线开始泛白,深蓝色的夜空渐渐变成青灰色。几颗最亮的星星还在闪烁,其中就有南十字星——那个指引了无数南洋华人方向的星座。
他想起出港时的情景。
2月1日清晨,迪拜港万人空巷。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有士兵的家属,有船厂工人,有普通市民。当长江号拉响汽笛,缓缓驶离泊位时,许多人哭了。不是悲伤,是激动——他们知道这艘船要去哪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王伯站在运输船队的甲板上,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蓝色中山装,胸前别着那枚“归乡”徽章。老人一直望着舰队的方向,直到变成海平面上的几个黑点。
“一定要回来。”李特当时在心里说,“带着胜利回来。”
现在,他们就要到了。
六点整,长江号的军官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各舰舰长通过无线电接到了会议通知,但只有巡洋舰以上的指挥官被要求亲自过来——驱逐舰舰长们留在各自舰上,通过加密电报接收命令。
长桌两侧,穿着深蓝色海军制服的人们神情肃穆。最年轻的是复兴号舰长陈启明,二十八岁,海军学院第二期第一名毕业。最年长的是光复号舰长赵海涛,四十五岁,参加过当年兰芳最后的抵抗,腿上还留着荷兰人的子弹疤痕。
李特走进来时,所有人起立。
“坐。”他走到主位,没有寒暄,直接摊开海图,“情报确认,荷兰人今天凌晨在坤甸开枪了。死了七个我们的同胞,伤了二十多个。”
会议室里响起压抑的吸气声。几个年轻军官的脸色变得铁青。
“所以,”李特的手指敲在海图上坤甸港的位置,“今天我们不是来演习的,是来护侨的。根据国际法,当本国侨民在外国遭受生命威胁时,国家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他们。我们的措施就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舰队开进坤甸港,要求荷兰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胞,交出开枪的军警,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的意思是?”陈启明问。
“意思是炮击。”李特平静地说,“我们有绝对的火力优势。荷兰远东舰队只剩下五艘前无畏舰,最年轻的也是1904年下水的。主炮口径最大280毫米,射程不到一万八千米。我们的380毫米炮可以在两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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