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带了点锋利。
薛弘川往前坐了一些，继续道：
“那么一定有人会说，作者只负责撕开伤口，收场时就躲进‘复杂’两个字里。善恶也被一起搅浑了。”
“施暴、劫持、欺骗，这些行为在文本里都留下了伤害。
争议集中在致死的经过，不能因此把已经发生的伤害一笔抹掉。”
“下笔之前，总有一个预设吧？”
薛弘川看着他。
“在你自己的底稿里，究竟谁动了最后那一下？”
“没有预设。”
“连一个偏向都没有？”
林阙想了想。
“也没有。”
柳作卿抬起头。
林阙把稿纸放平。
“有人会先定好真相，再控制读者能看到多少。
这篇我没这么写，我只把每份供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想清楚了。
要我现在点名，我也只能拿出猜测。”
薛弘川的手指停在纸面上。
“所以读者翻到最后一页，也拿不到你藏着的答案？”
“对。”
“这样写，连自己也得留在那片竹林里。”
“既然让所有供词接受盘问，作者的猜测也该排队。”
宋远把最后一句完整敲了下来。
薛弘川把两页纸对齐。
“再收窄一点。”
他停了一拍。
“真相不可知时，文学是否仍需给生命一个明确交代？”
柳作卿看向林阙，手指搭住杯盖，准备说些什么。
嘴唇动了动，又停住。
这道题，他替学生垫上半句话，都会改变这场谈话的分量。
“薛主席，我这里有个对应处。”
宋远举起手，声音有些紧。
得到示意后，他把稿纸转过去。
“三份供词里，每个人都在争受害者的位置。
多伐把自己放进被迫决斗的处境，真砂把杀人的缘由压在丈夫的眼神上，书生则用自尽保存尊严。”
他指向刚整理出的三栏记录。
“现有材料下，判词采信任何一份，都可能替那个人的自利叙事盖章。”
“可死者总得有人管。”
薛弘川没有让问题滑开。
“当然要管。”
林阙接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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