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
回到东跨院，闾珣正在屋里写大字，秋月在旁边看着。看见她进来，闾珣举起宣纸跑过来。“娘！你看我写的！”
宣纸上写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笔画还有些稚嫩，但“责”字那一竖写得很直。
于凤至接过来看了看，点头。“这个‘责’字写得好。有担当。”
闾珣咧嘴笑了。“娘，日本人是不是又来了？”
“来了。又走了。”
“是被娘赶走的吗？”
于凤至愣了一下，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铁蛋，日本人不是被娘赶走的。是娘跟他们说，不能做的事，就是不能做。”
闾珣使劲点头，跑回去继续写。
于凤至站起来，闾珣那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摊在桌上。她看了一会儿，拿起来，叠好，放进了抽屉。
晚上，张学良回来，脸上带着笑。“凤至，武藤信义今天回去之后，发了一封电报回东京。说东北的局势比他预想的复杂。”
“他当然觉得复杂。”于凤至翻开账本，“因为他以前碰到的中国人，要么怕他，要么求他。今天碰到的这个，既不拍他，也不求他。”
张学良笑了。“你是在说你自己？”
“我在说所有中国人。”于凤至头也没抬，“只是有些人还没学会站起来。”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闾珣已经睡了，秋月进来铺床，轻手轻脚的。张学良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凤至。”
“嗯。”
“你说得对。不能做的事，就是不能做。”
他推门出去了。
于凤至坐在书桌前，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九月十八，武藤信义第二次来访，谈经济合作。日本想要经营管理权，没给。他走了，还会再来。写完，她放下笔，闾珣翻了个身，嘴里含混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她站起来走过去，给他掖了掖被角。
窗外，月亮很圆。远处，城北铁路工地上的灯还亮着。工人们在赶进度，奉哈铁路的路基一天比一天长。她看了一会儿，拉上窗帘，躺到床上。
闾珣的小手搭在她脸上。她握住那只小手，闭上了眼睛。明天还要去工厂。明天还要把四平那段路基的改道方案定下来。铁路多修一里，日本人的满铁就少赚一里的运费。这才是在谈判桌上赢不过她的对手会反过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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