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元丰年间，由宦官宋用臣主持，在汴河、京索河一带大建官方水磨，主要是用来磨点茶用的末茶，由汴河堤岸司专营，同时禁了私磨，形成垄断，用来盈利。
甚至计划在通津门外汴河上置水磨百盘，于是在那个时期汴河两岸短时间冒出大量官磨坊。
但要推水磨，就要筑堰、开月河分水，把水流截一部分去冲磨轮，这就会对漕运形成影响。
而且汴水早期是引用黄河水，泥沙极重，即便是后来导洛通汴，水质清了，但流量依然有限，堰坝附近极易淤垫，年年要花巨款疏浚。
于是在元祐年间，苏辙《乞废官水磨状》，用最简单、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给朝廷算了一笔账，磨一年得利四十万贯，一次疏浚就要二百四十万贯，得不偿失！
朝堂诸公一听，这理由太充分了，纷纷响应，而后罢官水磨、放开私磨。
哲宗亲政之后，绍述先帝之法，对于苏辙这等损公肥私的旧党蛀虫深恶痛绝，于是水磨茶又恢复专营，重新建磨。
而到了当今天子登基之后，因其雄才大略，觉得之前那种或是全禁止或是全放开的方式，太过简单粗暴，不是治国良方，于是就做出了各种尝试。
或停、或止、或包民户、或全部收回，或推广全国、或全面喊停……乃至到如今只留京城汴河官磨一路，外路水磨尽废！
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竟然大言不惭的批评官家瞎折腾，耗费国力，你们知道这个过程中，官家花费了多大精力吗！
官家那么努力，真的，我哭死！
当然变革总是会带来阵痛的，有不少私人磨坊因为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因为经营不善，倒在了黎明前的黑夜里……
那些磨坊主甚至连拆都懒得拆，就把那些磨坊遗留在汴河边上，成为了时代留下的特殊印记。
野利乌所定下的废弃磨坊位于汴河侧的月牙河附近，位置偏僻，却利于从支流引水，确实是个好地方。
他刚到达附近，冯先生便迎着马车走了过来，高昭掀开车帘问道：“都已安排妥当？”
冯先生上前凑近，低声汇报道：“我安排了六名洞中好手，两人随野利乌藏于磨坊中，一旦事有不殆，他们会烟花传讯，另有四人潜伏于周遭，接待信号后，会前往支援，防止那探子逃走！”
高昭眉头微皱，有道是狮子搏兔尚尽全力，这般分开哪有一拥而上来的利落。
冯先生察言观色，隐隐猜出了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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