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震动了一下。
温予还抓着陆烬的衣服。她跪在碎石上，耳朵嗡嗡响。她看见他站起来了，身上全是血，手里只剩半截战术棒。他的眼神很冷，像刀一样。眼前的机械人眼睛发红，炮口开始发光，越来越亮，好像马上就要炸开。
就在那一刻，她的脑子突然空白了。
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累。就是一下子什么都不记得了。整个人像是不在这里了，到了另一个地方。
她坐在一个小木凳上。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膝盖上，暖暖的。桌上有一碗刚煮好的红薯粥，冒着热气。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脚上是布鞋，鞋尖有点翘，跑太多次磨坏了。
“慢点喝，烫。”妈妈在厨房说话。
她低头吹了吹粥，用勺子搅了两下。碗边有个小缺口，去年摔的。那天爸爸说：“这碗还能用，别浪费。”
那时候他们住在星塘村的老房子。院子不大，有棵枣树。每到秋天，她拿竹竿打枣，啪啪掉一地。爸爸骂她野，可还是会蹲下来帮她捡，一边捡一边笑。
有一次，她把最大最红的一颗塞进爸爸嘴里，爸爸假装被噎住，捶胸口，她笑得坐地上。
那时她八岁。
爸爸在县中学教历史，妈妈在镇卫生所当护士。每天早上，爸爸骑车送她上学。后座绑着旧书包，晃来晃晃去。她坐在后面抱着他腰，脸贴着他背，能闻到汗和肥皂的味道。
“爸，你为啥非要教历史？”她问过。
爸爸踩着车，没回头：“人要是忘了过去，就像没根的草，风一吹就没了。”
她不懂，但记住了。
冬天家里烧炉子。妈妈会在炉子上烤红薯，皮焦了，掰开里面流蜜。她和爸爸抢着吃，妈妈坐在边上织毛衣，抬头说一句：“你们俩，跟孩子似的。”
那时她觉得，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
有饭吃，有人疼，天黑有灯，冷了有火。
她以为这就是一辈子。
后来爸爸调去市里的大学教书。他们搬到城里，住进老小区。房子变小了，楼变高了，邻居都不认识。妈妈开始熬夜写论文，爸爸回家越来越晚。她上了初中，功课多了，周末全是补习班，连打电话都要提前约时间。
再后来，妈妈病了。
一场感冒拖了半个月，卫生所说是小问题，可一直不好。送到市医院，查出来是急性败血症。抢救七天，没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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