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断了。
郭凯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下去,办公室里重新陷入黑暗。
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后背靠在椅背上,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头无意识地摩挲着椅子扶手上那块被磨得发亮的人造革。
他知道自己刚才那番话奏效了,但奏效的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像在赵总监面前脱光了衣服亮出了一身旧伤疤,每一道疤都是赵总监亲手帮他缝的,而现在他把这些疤一道一道指给对方看,说你看,你欠我的。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不是愧疚,不是羞耻,是一种比这两样都更让人难受的亏欠感。
他和赵总监之间十几年的交情,从上下级变成利益共同体,又从利益共同体变成某种建立在共同秘密之上的复杂关系,现在全被他这几句话清空了。
不管这件事最后能不能解决,赵总监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一个曾经保过你的人,和一个你曾经威胁过的人,这两种身份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唯一的结果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他把烟头按进烟灰缸里,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的应急灯还亮着,惨白的光打在墙壁上,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
他坐电梯上了三楼,电梯门开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个刚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民警,对方手里拿着一沓文件,看到他之后愣了一下,然后快速把目光移开,从他身边绕过去走了楼梯。
郭凯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口,敲了两下门,局长在里面说了一声进来。
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又多了几个新烟头。
桌上那几份文件:周小曼的报案笔录、物证清单、DNA样本送检登记表,还摊在那里,但旁边多了一个座机电话,话筒搁在一边,线还缠着。
显然赵总监的电话刚挂不久。
局长的脸色很难看。
那种难看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迫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之后才会有的阴沉。
他看了郭凯一眼,什么都没说,拿起座机拨了一个内线号码,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让陈队长来一趟”。
然后他又打了几个电话,把刑侦支队几个骨干干警的名字也一并叫上了。
挂了电话之后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看着郭凯。
那眼神里的厌恶是没有任何掩饰的,不是那种上下级之间因为工作失误而产生的不满,而是一种更私人、更直接的嫌弃。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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