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都是沉没成本。譬如耕地地力，全国各地都是靠施肥增加产量的粗放管理方式，导致地力下降。而加入嘉谷系的合作社，都在我们的指导下施行测土配方施肥，土地缺啥补啥，几年下来，土壤松软不板结，作物稳健壮又茂。现在好了，我们经过多年的改良，让合作社得到了一片肥沃的优质耕地，然后他们说，行了，不需要你嘉谷了，我们分手吧……你觉得，对我们嘉谷来说，又算公平吗？”
男记者无言以对。
另一名戴眼镜的女记者马上提问：“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与农户的合作中，企业违约的情况更多。农民违约了，嘉谷可以大张旗鼓打官司；但企业违约了，农民却无处诉求。嘉谷这次的强硬应对，不是助涨了强势方的气势吗？”
又是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
齐政笑笑摇头：“我不否认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也时常出现违约，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反对一切无端的违约。不过，这与嘉谷面对的情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农民弱势，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进行保护，譬如对企业征信，但不能无理由的偏向……”
这一点齐政是说得有些底气的。
这个时空与原时空有点不同，起码在国内的订单农业中，企业违约的情况大大收敛了。
因为嘉谷与政府共建的农牧企业征信体系。
如果不履约的企业，嘉谷会将其加入合作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不仅仅是嘉谷体系能用，甚至向同行开放。以嘉谷今时今日的触角，稍有点规模的同行，敢说以后肯定不与嘉谷系合作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也让嘉谷的农牧企业征信体系威慑力大增。
虽然嘉谷的征信体系肯定不够健全，但起码，对比原时空，企业的违约成本被变相提高了不少，也不至于说“守信失利，失信得利”，让劣币驱逐良币，算是嘉谷给行业带来的又一正面影响吧。
当然，有人会问，农民不也可以纳入征信体系以提高违约成本吗？问题是，不少农民年纪都较大，既不需要去银行贷款，也很少外出务工，征信出现问题后的贷款、不合作等限制，人家根本不在意。
不等女记者再提问，齐政迷了眯眼道：“如果可以，谁不想轻松点？这次强硬诉讼，我们所需耗费的金钱、时间、精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还不算给嘉谷带来的声誉伤害。但即使我们胜诉了，又能收获什么？当事人会承担法律责任，但经济赔付是没多少的。我们为何要一意孤行？”
记者配合地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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