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样子。
至于这套想法的来源，李素是如何“以史为鉴”的，这就得起码往后追溯到商业发达的宋朝了——隋唐的时候，边军军粮运输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甚至不得不闹出节度使藩镇割据自己在边境屯田解决。宋朝就靠商业思维和市场经济多少解决了，不就是给商人发放专卖盐、茶的钞引，来换取商人自发往边军驻地运粮么。
当然了，李素肯定不能直接借鉴，因为宋朝这么干是有中央政府信用保障的，李素却没有，军阀之间如今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平等交易，谁也不敢给对方信用赊欠，谁也没那么大脸面。
所以，钞引之法的基础上，李素还借鉴了北宋范仲淹的抗灾办法——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皇佑二年（1050）在被贬斥知杭州期间，遇到了灾荒，就是用提升粮价，引诱周边府县的商人逐利大批运粮到杭州卖。结果因为商人信息不对称、时效性不强，粮食扎堆运到之后，已经足够多了，无法再形成囤积居奇的局势，只好再重新降低价格卖。
所以，考虑到时间差，李素先在长安主动提高粮价引诱商人，确实是很精妙的一招。只不过，走黄河、河东运粮得派兵保护，走武关道六百里山路用车子运粮，成本也很高，所以商人本身成本太高了，后续就算差不多够了，想粮食多到降得跟往年一样，那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客观情况差距太大，范仲淹知杭州，那是鱼米之乡，偶尔小灾，隔壁就是“苏湖熟天下足”的大粮仓，而且京杭大运河水网纵横运输便利。
李素这儿，那么多硬性成本扛着，以河内与南阳襄阳养长安，一开始标个五千钱，来的人多了，最多也就跌到三千钱，还是要比长安本地丰收之年贵上十倍。
当然李素肯定是问心无愧，因为历史上194年三重大灾无人治理、还赶上李傕郭汜内部混战，长安城内的粮食可是涨到过“白米石五万钱，麦三四万，豆粟两万”。
三千钱比五万钱，已经是跌了十几倍了。
邓芝、刘巴听完他的通盘设想，智力不足，也提不出更多经济监管层面的建议。
邓芝只是建立在他最近主持治安和肃清内奸工作的经验上，提出了他对于人心的担忧：“府尹，之前王必劝说咱停止抗旱施工，已经有一小撮人躲在众人之中，攻讦于你。这次你的办法，虽然最终是救民的，可一开始要先把长安粮价抬升到五千钱，定然会怨声载道。
我怕不明真相看不长远的百姓，会不知道府尹的苦心，暂时先被那些挑唆的世家给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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