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案件，那么在制度设计上就必须事先建立起快速部署能力。
我们不能等案件发生后，再依靠常规订票或转乘方式去协调人员移动，更不能让成员因交通问题而被迫滞留于中转或延误点，这对于人命、时效乃至指挥系统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延迟。
因此，我在初步构想中，曾考虑为本班预留待命航空通勤方案，即在必要时，可直接调用自卫队或警察厅调度的公务机资源，实现从本厅直达全国主要道府县的应急移动。
我并不是要求通过这项制度获取特殊待遇。
但我也认为，如果我们设立一个用于快速响应全国重案的班组，却不能让它在案件发生后的黄金期内抵达战场，那它存在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最后，我想还需要确认对策班成员的待遇问题。
我明白，提到‘待遇’二字，在任何讨论中都容易引发敏感联想。
但我必须强调：这一请求，并非基于对本班成员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是出于维持战斗力与吸引力的制度逻辑。
本班将面对的任务，往往具有长时间、高压强、跨地域作战，常规节假日不能保证，昼夜调度频繁，与恶性事件、高社会冲击性案情持续接触，并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调查、协调与决策。
这类任务的心理与生理负荷，将会远远高于常规刑事岗位。
如果我们希望从全国范围内调集最有经验、最具判断力的警部与警部补级别成员加入，如果我们希望这些人愿意放弃原有课组晋升路径与稳定职位，那么就必须提供与之等价的制度保障。
对于这项要求，我认为可以根据对策班的预算进行调整，但我希望‘广域重大案件对策班’，不是一支以热情驱动的临时小队，而是一支可以长期存在、稳定运转的应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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