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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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主官接到皇上“首恶必究，余者酌情，不得扩大株连，务以简静安定为本”的口谕时，心中皆是大大松了口气，同时又感到一阵沉甸甸的压力。
松了口气，是因为皇上明确了界限，避免了此案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上层社会的政治海啸，他们也不必被迫在无数权贵之间做出艰难的、可能得罪所有人的取舍。
压力则在于，这“酌情”二字，看似给了灵活处置的空间，实则要求他们必须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微妙的平衡能力，既要让该受惩罚的人付出代价，以儆效尤，又要避免触动太多人的根本利益，引发新的动荡。
有了这道旨意作为尚方宝剑，三司的审理与追查工作，方向陡然清晰，节奏也迅速加快。
对于佟国维、隆科多及其核心党羽的审判，没有丝毫悬念。
证据确凿，供词完整，三司很快便拟定了判决：佟国维、隆科多等主犯，以“大逆”论处，家产悉数抄没，族人按旨处置。
其余直接参与谋划、投毒、传递消息的要犯，依律判处斩立决或绞监候。
这些判决很快得到了康熙的朱批核准，只待秋后便执行。
真正的难点和焦点，在于对那些“关联财物与人事”的处理。
三司主官召集精干吏员，根据皇上的旨意精神，迅速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区分”标准。
首先，是彻查资金流向。
凡有确凿证据表明，佟家利用其权势，以非法手段如强占、勒索、与官员勾结垄断等获取的产业、田地、商铺，无论现在登记在谁名下，或与谁有合作，一律追缴抄没，相关涉案人员按律究办。
其次，是厘清“正常”经济往来。
对于那些有正规契约、合乎市价、且与谋逆案无直接关联的借贷、质押、合股经营等，则采取“限期清偿上缴”的方式。
三司会同户部，紧急评估了这些产业、货物的市价，然后向相关涉事王府、宗室、官员发出正式文书，明确列出其与佟家往来的具体项目、折算金额，以及上缴国库或抵充罚没的最后期限。
措辞虽然客气，但意思很明确：钱或等值物必须吐出来，但可以给你时间，也不深究你当初为何与佟家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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