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丝极其细微的、难以察觉的波动,像是感慨,又像是别的什么,“被我的养父,韩建国先生。他给了我家,给了我‘韩丽梅’这个名字,给了我最好的教育和一切。他是我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父亲,我对他,只有敬爱和感激。”
她强调了韩建国的身份和恩情,这是她自我认同的基石,不容混淆,也似乎是在提前划清与那个“生物学家庭”的情感界限。
“至于我的生物学身世,” 韩丽梅的语调重新恢复了平缓的叙述感,“在养父去世前,他曾经对我有过极其模糊的提及。他说,我可能不是独生,或许还有个姐妹,但信息不全,也可能是误传。他告诫我,‘知道太多,有时候是负担’。”
她复述着韩建国的话,语气平静,但“负担”二字,在此刻听来,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预言般的重量。
“我尊重他的意思,也专注于眼前的生活和事业,没有刻意去追寻。” 韩丽梅继续说道,目光重新聚焦在张艳红脸上,“直到……不久前,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我注意到了你。”
她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偶然因素”,也没有提及地下车库的“偶遇”和那份莫名的熟悉感,那会引入更多需要解释的变量。她选择了最简洁、最不涉及个人感受的说法。
“你的名字,你的背景,你提到过‘有个姐姐,很小就走失了’,” 韩丽梅的语速平稳,像是在列举证据,“这些,与养父当年模糊的提示,产生了某种……隐约的呼应。当然,这远远不足以证明什么。但出于……谨慎,也或许是一点说不清的好奇,我委托了可靠的人,进行了一些调查。”
“调查”二字,她说得很轻,但落在张艳红耳中,却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她难以想象,眼前这个女人,是如何不动声色地、在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她的过去、她的家庭,甚至她随口一句话,都纳入“调查”的范围。这种被无形之手彻底审视、毫无隐私可言的恐惧,再次攫住了她。
韩丽梅仿佛没有看到她的颤抖,继续用那种平稳、客观,近乎学术报告般的语调说道:
“调查首先从你,以及你目前的家庭状况开始。这并不难。你父亲张铁柱的伤病和手术,母亲的状况,哥哥的情况,家庭的经济压力和负债……这些,在有心查证下,都很清楚。” 她陈述着这些张艳红拼命掩饰、视为奇耻大辱的困境,语气里没有同情,也没有鄙夷,只有一种就事论事的冷静,反而更让人感到一种无处遁形的冰冷。
“在了解你现状的同时,调查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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