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器”、“需要我们多帮衬”的例外。而她，张艳红，因为读了书，因为走出了小县城，因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自动成为了那个“有能力”、“有良心”，因此必须承担一切的人。
以前，她虽然痛苦，虽然委屈，但内心深处似乎也隐隐接受了这种设定，觉得或许这就是自己的“命”，是自己“欠”这个家的。可经过这段时间的心理咨询，经过那短暂却刻骨铭心的“断联”和平静期，她开始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天经地义”，这是一种病态的、不公平的情感勒索和道德绑架！
但意识到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父亲生死攸关的病房前，去反抗这种根深蒂固的绑架，又是另一回事。那需要的力量，远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
她找到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医生是个四十多岁、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看到她，推了推眼镜，言简意赅地介绍了病情：急性心肌梗死，情况危急，需要尽快进行冠脉介入手术（支架植入），手术本身有风险，但拖延风险更大。费用方面，手术、材料、住院、后续药物，初步估计十五到二十万，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自付金额依然很大，而且很多进口药物和材料需要自费。
“尽快决定，尽快交钱，我们好安排手术。” 医生语气平静，带着见惯生死的淡漠，“你父亲的情况，拖不起。”
张艳红机械地点着头，记下医生的话，脑子里却嗡嗡作响。十五到二十万，甚至更多。韩丽梅答应借的十五万，可能只是开始。而且，这笔债，又将把她未来几年紧紧捆住。
她浑浑噩噩地走到缴费处，看着那长长的队伍，看着窗口里工作人员麻木的脸，看着手里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银行卡（里面是韩丽梅刚刚打过来的十五万），只觉得一阵阵眩晕。
“必须负全责”……
母亲的话语，如同魔咒，在她脑海中盘旋。
她掏出手机，指尖冰凉，再次尝试拨打哥哥张耀祖的电话。依旧是关机。她又打给嫂子王桂芬，响了几声后，被挂断了。再打，直接变成了忙音。
很好。再次失联。再次完美隐身。
一股冰冷的怒意，混合着深切的悲哀，从心底最深处升起。这一次，面对父亲的重病，面对这巨额的费用，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默默地将所有重担独自扛起了。
母亲说“必须负全责”？不，她可以负责，但绝不是“全责”。她是女儿，不是唯一的子女，更不是这个家庭的救世主和无限提款机。
她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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