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州，新冯翊工地东北角，编号“丙字区”的临时“医棚”。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草药苦涩味，混杂着伤口的腥气、脓血的恶臭，以及石灰水刺鼻的气息。这里与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仅有一道稀疏的荆篱相隔，却是另一个无声而残酷的战场。
几座用粗木和芦席搭起的长棚，便是“医棚”的主体。棚内光线昏暗，地上铺着厚厚的、撒了石灰的干草，上面或躺或坐，挤满了伤病员。断腿的、折臂的、被重物砸伤躯干的、伤口感染溃烂的、高热不退咳嗽不止的……**声、咳嗽声、压抑的哭泣声不绝于耳。有限的几位郎中和他们的学徒，以及几十名经过简单培训的、被称为“护工”的灾民妇女，在其中穿梭忙碌，清洗伤口，敷药包扎，喂水喂药，忙得脚不沾地，人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这就是大灾之后，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真实写照。瘟疫的潮头虽被隔离、消毒、焚烧掩埋等严厉措施暂时遏制，但伤患的救治、后续的疾病预防、以及无数灾民在恶劣环境下必然出现的大量常见病，依然是悬在所有人头上的利剑。原有的民间郎中或死或逃，药材奇缺，而传统的、以家族或师徒相传、分散行医的医疗模式，在如此大规模的灾难面前，显得杯水车薪，力不从心。
医棚一角，用几块破木板隔出的“诊室”里，李瑾正蹲在地上，仔细查看一个少年腿上的伤口。那是几天前搅拌水泥时，不慎被落石砸中，当时只是皮开肉绽，简单包扎了事。如今却已红肿发亮，边缘泛黑，散发着不祥的臭味，少年也发着高烧，神志模糊。
“是坏疽。” 旁边，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胡须花白的葛衣老者，用一块煮过的麻布垫着手，轻轻按压伤口周围，眉头紧锁。他是孙思邈的再传弟子，姓陈，是朝廷从京中太医署紧急派来支援的医官之一，也是此地医术最高、经验最丰富的人。“脓毒内侵，怕是……要截肢。”
“截肢？” 旁边少年的母亲，一个憔悴的妇人，闻言如遭雷击，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医官老爷！求求您！救救他！不能截啊！截了腿，他这辈子就废了！我们家就这一个男丁了啊！”
陈医官面露不忍，但更多的是无奈。条件太差了。没有足够的清创工具，没有有效的抗邪毒（抗生素）药物，甚至连干净的白布、煮开的水都常常短缺。面对这种严重感染，他能做的极其有限。截肢，是保住性命的最后手段，但成功率也不高，且术后感染风险极大。
李瑾盯着那溃烂的伤口，脑海中闪过前世关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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