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点点头,不再问。这是我们的默契——每一份“标本”处理后,都必须妥善安置受害者家属。钱、医疗、孩子的教育、心理支持。这不是赎罪,这是程序的一部分。我们终结一种暴力,就必须阻止它产生的连锁伤害。
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十点半了。
“下一个。”苏青说。
我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她。苏青接过,没有立即打开,而是用手指摩挲着封口的棉线。
“这个比较特殊。”我说。
她抬头看我。
“目标有法律背景,反侦察意识很强。而且,他身边一直有人。”我顿了顿,“另外,他和刘副检察长走得很近。”
苏青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刘文山?”
“嗯。上个月他们一起打过高尔夫,上周在‘明月轩’吃过饭。席间还有一个人,‘诺维斯’制药的中国区代表。”
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苏青的手指停在档案袋上,良久,她慢慢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页是一张照片。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法官袍,面容严肃,眼神锐利。陈文涛,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照片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资料:出生年月、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关系、财产状况、健康状况、生活习惯……详细得近乎恐怖。
“他经手过小雨的案子。”苏青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冰锥,“第三次报警,那个出警的派出所,他是当时的法制员。报告上的‘建议调解’,是他签的字。”
我没说话。这些我当然知道。苏小雨案的三次报警记录,每一次的处理意见都“合规”,但每一次都让那个女孩在深渊里多陷一步。陈文涛没有亲手推她,但他为推她的手铺平了道路。
“他很谨慎。”苏青翻看着资料,“体检每年两次,私人医生。饮食控制,规律运动。没有不良嗜好,除了偶尔喝一点红酒。社交圈很干净,或者说,很封闭。”
“他有偏头痛。”我说,“十五年的病史。一直在用一种进口的神经调节药物,需要定期从香港购买。药物与某些食物存在相互作用,比如……高酪胺含量的红酒。”
苏青抬头,眼神锐利:“你计算过了?”
“初步计算。需要更精确的数据:他近期服药的批次、血药浓度监测记录、常用红酒的品牌和年份。这些我正在通过渠道获取。”我身体前倾,压低声音,“但最大的问题是,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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