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手朝媒体区伸出去。
“请各位媒体老师注意，每人限时两分钟，提问后请将话筒交还工作人员。”
林阙、许长歌、孙启明三人并排坐在舞台前方的嘉宾桌后。
桌上摆着三个话筒架，矿泉水瓶还没拆封。
媒体区的手几乎同时举了起来。
主持人看向手中的随机抽签平板，念出第一个编号。
“C17，请提问。”
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记者站起来，举着录音笔，声音清亮。
“恭喜三位获奖者！我是《文学周刊》的记者，我姓陈。
我的问题想给林阙同学。
您在获奖感言中提到‘替被遗忘的人记账’，请问在今后的创作中，这种底层书写会成为您的长期方向吗？”
这个问题落下，评委席前排几个人的神色仍然放松。
林阙靠了靠椅背，右手搭在桌面上。
“方向不是能提前定出来的。
木川镇的故事是我这次看到的，所以写下来，下一次我看到别的，可能就写别的。
唯一不变的是，笔要落到有人站过的地方。”
掌声响了几秒，干净利落。
主持人低头点了一下平板，第二个编号随即跳出。
“A06，请提问。”
第二个是《新文化报》的男记者，问题给孙启明，问的是《陶窑》的创作周期。
孙启明回答得很实在。
三年，推翻过四稿，最长的一次卡在泥胎入窑那场戏上卡了五个月。
“五个月只写一场戏？”
记者追问。
“不是写不出来，是我没烧过窑。”
孙启明说。
“后来去景市一个老窑厂跟着师傅烧了十一天，出来第二天就写完了。”
台下笑了一声。
直播间弹幕跟着刷了起来。
【这哥们也太实在了，跟着烧窑十一天就为了补一场戏】
【孙启明这种作者太稀缺了】
第三个问题给许长歌，《中国青年作家》的记者，问的是世家出身是否影响创作视角。
许长歌的回答简短。
“出身决定起点，不决定落点。
《旷野上的规矩》里那些牧民的帐绳和车辙，不是我家书房里能看到的。
我花了四周时间去看，看完才有资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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