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透了以后,阿贝才敢把包袱里的干饼拿出来。
她在十六号码头的长椅上坐了一整天。从清晨到日暮,看着轮船一艘一艘靠岸又一艘一艘离开,看着扛麻袋的苦力们换了两班岗,看着卖茶叶蛋的阿婆把炉子里的煤球换了三回。没有人注意她。上海太大了,大到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就像黄浦江里多一滴水少一滴水,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干饼是养母临行前塞进包袱的。饼已经硬了,边缘干得裂了口,咬一口要嚼上老半天才能咽下去。阿贝一小口一小口地啃,把掉在膝盖上的芝麻一粒粒拈起来放进嘴里。她吃得很慢,不是因为舍不得——好吧,确实舍不得。包袱里一共只有四张饼,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下一顿。
码头的灯陆续亮了起来。十六号码头是法租界的产业,沿江立着几盏铁架电灯,灯罩是乳白色的,发出来的光不像油灯那么昏黄,而是一种冰凉的、带着蓝头的白。灯光铺在江面上,被波浪揉碎了又拼起来,像一地银色的碎瓷片。
阿贝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从长椅上跳下来。她走到江边,扶着石栏杆往远处看。
这就是上海。
江对岸是一排洋行大楼,每一栋都有五六层高,墙壁是花岗岩砌的,窗户上装着锃亮的铁栏杆。楼顶上竖着各式各样的旗子,有她认识的——英国的米字旗、法国的三色旗、日本的太阳旗,还有好些她认不出来的。白天那些旗子迎风招展,花花绿绿的,像万国博览会的招牌;到了夜里,旗子降下来了,大楼里的灯却亮了起来,窗户一格一格地亮着,倒映在江面上,像是有人在江底修了一座水晶宫。更远处,外滩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约约,像一只伏在江边的巨兽,脊背上缀满了光。
“好看吧?”一个声音忽然从旁边冒出来。
阿贝吓了一跳,往旁边跳开一步。一个穿着补丁褂子的少年不知什么时候蹲在了石栏杆底下。他看上去十五六岁,比阿贝小一点,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凸起,两只眼睛却格外亮,像两颗刚从煤灰里扒出来的玻璃弹珠。手里捧着一个烤红薯,红薯皮已经烤焦了一大块,他却啃得津津有味,嘴角沾了一圈黑。
“你蹲在那里干什么?”阿贝警惕地看着他。
“吃红薯。”少年举了举手里的烤红薯,理直气壮地说。然后他又补了一句:“吃完了看月亮。”
阿贝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是有月亮,半圆的,被江面上的水汽晕开了一圈毛边,不算亮,但足够在石栏杆上投下一层薄薄的银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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