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但她没有哭。她蹲下来,跟阿贝一起把养父抬进屋里,烧水、擦血、上药、包扎,从头到尾没有掉一滴眼泪。一直到夜里,阿贝起来上茅房,路过养父母房间门口,才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吵醒了谁。阿贝站在门口,指甲掐进掌心里,没有推门进去。
她回到自己房里,把包袱打开,开始收拾东西。
第二天一早,她站在养父母面前,说:“爹,娘,我要去上海。”
养父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她。他嘴皮动了动,想说“不许去”,但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女儿跟他一样倔,一旦做了决定,十头水牛都拉不回来。况且,他的伤确实需要钱治,镇上的郎中说,骨头的伤得吃好的,还得配上几味金贵的中药,没有几十块大洋下不来。几十块大洋,够他们全家吃三年。
养母也没拦她。养母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走进里屋,翻出了那块藏了十六年的玉佩。
“这是你亲爹亲娘留的。”养母把玉佩放进阿贝手心里,玉佩上还带着箱子底的凉气,“去了上海,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拿着这个去找你的亲人。大户人家,总不会不管你。”
阿贝把玉佩攥在手心里,攥得骨节发白。
“我不找他们。”她说,“我去挣钱,挣够了就回来。”
养母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揽进怀里。那是阿贝记忆中,养母第一次这么用力地抱她。这个一辈子在水上讨生活的女人,骨头硬,脾气硬,从不轻易掉眼泪,从不轻易说软话,但她抱女儿的手在发抖。
乌篷船在河上走了两个时辰。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雾气驱散了,河面上铺了一层碎金。两岸的村庄渐渐多了起来,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偶尔能听见公鸡打鸣和狗叫。再往前走,水面越来越宽,船只也越来越密,有运粮的漕船,有载客的渡轮,还有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像一只看不见的巨兽在沉闷地呼吸。
阿贝知道,快到了。
养父把船靠在一个小码头上。这个码头比清水镇的大得多,石砌的岸墙有两层楼那么高,岸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拉车的、扛麻袋的,每个人都在扯着嗓子喊话。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不再是水草的清香和油菜花的甜腻,而是煤烟、汽油、炸豆腐和汗臭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阿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就是上海。
“到了。”养父把竹篙收回船上,蹲在船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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